与同事在“干打垒”毛草房旁留影

    掀开记忆的帘子，无论是在静谧的山野，还是喧嚣的城市，也无论是青年还是中年甚至老年，我总是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或者是怀念已经流失的岁月，但却总是忘不了初出茅庐那段地质工作经历与生活，忘不了在牦牛山下若干次的“打野”（野外露宿），忘不了那山野中的潇洒与浪漫。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那是千千万万勘探队员共同谱写的华美乐章，伴随着《勘探队员之歌》的激情与豪迈，我们迎来了四川地矿局60华诞的喜庆之年，我想用自己的这段亲身经历与大家共勉。

    从1959年9月到2016年8月，58个年头，弹指一挥间。我在凉山州、攀枝花地区从事地质找矿工作56年，其中在403队工作（包括返聘回队工作）就达46年。我这个地质战线的普通一兵，很庆幸来到了403地质队这个温馨的大家庭里，因此我也对403队充满了很深的感情。事业上虽小有所成，2002年至今还受聘于乐山市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专家库矿产资源开发子库专家，但每取得的一点成绩，也得益于403队给了我施展才华的舞台，得益于403队同行师兄姐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终生难忘。

    1959年，我考入重庆地质学校专修科矿产地质和勘探专业学习，二年后，毕业分配到地质部四川省地质局西昌地质队（四Ο三地质队的前身）工作。1961年9月，我拜别双亲，辞别兄弟姐妹，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美丽山城重庆，只身背着一个极其简单的被盖卷，手提一个“盆套网兜”，便踏上了去地质队的漫漫征程。

    之所以说漫漫征程，只缘于当时的交通落后。从重庆到西昌不足1000公里，要走好几天哦，哪有现在这么方便。

    从重庆江北老家到菜园坝火车站，我乘上了去成都的火车，后转乘长途汽车，上川滇公路南下，经雅安、石棉、翻泥巴山、过拖乌山，足足花了三天才到达西昌专区的冕宁县。一到冕宁，天高云淡，秋高气爽，一片片黃灿灿的稻田谷穗，让人心旷神怡，顿时驱散了多日的疲惫，让我对地质队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和憧憬。过泸沽到西昌城下车，我背着背包，提着网兜，过木桥直奔三岔口西昌地质队队部，完成报到手续后，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从此，我便开始了地质生涯的漫漫长征路。

    几天后，队上通知我去泸沽大顶山铁矿区报到。我买了北去泸沽的短途客车票，泸沽转运站的同志热情接待我，并领我爬上了大顶山铁矿区驻地，找到地质组杨尚武组长，晩饭后地质组同行在工棚内亲切交谈，犹如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其乐融融。我想着要是成为这个组的一员该有多好，正想着，不料通讯员气喘吁吁跑来，告诉我改调我去里庄二分队报到。

    第二天凌晨，吃过早饭，与通讯员下山，找到在泸沽转运站等我的水文队员徐隆俊乘公交车又到冕宁城，下车后出冕宁城西行，先是沿回龙河沟逆流而上，我俩提着鞋，光着脚一路淌河踩水，直至进山时才穿上鞋，翻山越岭，过回龙乡，步行好几十里地，随后沿雅砻江下行才到达里庄二分队，当时已是傍晩时分。吃过晚饭，行政人员给我安排了住处，让我领取了罗盘、地质锤、放大镜及劳保用品。正是罗盘、地质锤、放大镜这“三件法宝”伴随我走过了我的大半辈子。

    10月，主任技术员杨瑞来到里庄，带上我和一个工人, 开展里庄—木里县博瓦岩金、砂金矿路线调查，从此开始了我初出茅庐后的第一项地质任务。清晨，我们背着简单行李到了上游的“皮渡口”，划木伐过雅砻江，翻山越岭，傍晚时分才到窪里砂金工区，杨瑞听取了地质组队员彭永树等的汇报。第二天，我们就进坑道观察，由于坑道内有水，只得穿着长水靴进去，虽然如此，收工后大家一看，水靴里还是倒出了很多的水。几天后，我们继续调查前行，半山橫道下便是滔滔雅砻江,山路险峻难行，稍不留神，便有滚下山崖的危险，眼见天快黑了,继续前行不是办法，于是杨瑞当机立断,让我们慢慢下到江边，在三块巨石之间拉开油布, 点燃篝火便风餐露宿，地质队员们称这叫“打野”，那晚我经历了第一次“打野”。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爬上橫道山路，一边工作一边前行，由于乡上干部转告杨瑞返大队汇报工作，杨老师便叫我同那个工人一路继续调查，到木里县城后，我俩折返回经漥里工区，与地质组同仁彭永树、程家柏等一行七人，各自背着简单的被盖卷，翻山越岭，过解放沟、翻“手把梁子”， 四天后安全回到了里庄分队部，在回归途中有一天住进了彝族老乡家，吃的是苞谷饭和洋芋，我们当即付给彝族老乡一些粮票和钱，可他们不收，说要用衣裤换，程家柏把一套大半新旧的工作服给了彝家主人，主人挺高兴的收下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物质上的短缺，特别是交通不便的民族地区更是如此，有钱买不到生活用品，有钱不如有物品。

    里庄区政府座落在雅砻江东岸的一个砂金古阶地上，那里不仅有里庄区相关机关单位、小学校、商店和农民住家户，还有一座砖瓦木柱的烈士陵园，那里安放着在解放战争和平定叛匪中牺牲的解放军战士。逢节假日，地方联队与我们分队经常进行兰球友谊赛，晩上搞联欢，组织跳国际舞，拉二胡、吹笛子、拉手风琴，把盆盆、饭盒当作打击乐器，各展才艺，其乐融融。我当时也去过小学校，学过手风琴，学过吹笛。这让艰苦的野外地质生活充满了诸多的浪漫色彩。

    1962年春，机器房岩金矿的工作继续开展，从里庄出发轻装上山一天路，被盖卷等重物品由分队马帮运上山。千万别小看马帮，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分队的马帮成了当时主要的运输工具，马帮队长劳全正后来还光荣地当上了劳模。先期上山的工人自己砍树建房，有土墙茅草屋和包谷杆墙茅草屋（俗名“干打垒”），床是树棒棒搭起的通铺，垫上干茅草，放上棉絮即可。

    当时，我们分队有行政、工人和技术人员70多人，里庄转运站物资全由分队马帮运上矿区。主要菜品是洋芋，鲜菜极少，于是炊事班的同志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们抽空就开荒种小白菜、葱葱、蒜苗。那时报刊杂志、信件都由转运站捎带上来，遇雨天滞后，好多天才一次，有的人一次可收到2—3封信件。那时，大家经常早出晩归，归来时一个个精疲力竭，吃完晩饭，洗漱完毕就想倒床休息，摆龙门阵。因此，吃晩饭时刻，团支部常常见缝插针地组织团员轮流读报，学习时事政治和队上简报。有的工人文化低，读家书、写家信很难，于是我们技术人员的另一个任务便是代读家书、代写家信，帮他们一把只是举手之劳，于是我们相处更加融洽。

    这年初夏，为开展1：1万地质填图，每天天刚亮，我们填图组一行五人，便穿衣扎裤，在脚腿上捆绑“护腿”，吃过早饭，把午饭装进饭盒，挎上地质包，一手拿地质锤，一手拿木棍，我们便迎着朝阳上山。我们边走边观察，还要不停地左右摆动手里的木棍，一是打掉草上的露水，免湿裤腿，二是打草惊蛇，免受伤害。虽然如此，半人高茅草上的露水还是打湿了我们的裤子，连“护腿”也难幸免，湿浸浸的裤脚，让人整天都难受，于是有时我们趁烧火热午饭时把裤子烤干，人就好受些。一次，忽然一条一尺多长的金红色小蛇从我们面前一窜而过，看上去非常漂亮，这一次“打草惊蛇”让我们既惊又喜，还有一次，一条盘卷着的巨蛇，看上去比我们头上戴的草帽还要大，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任凭我们扔石头、高声吼叫，它都依然不动，我们只得绕道而行。

    完成一项填图，往往要搬家多次，我们便就地取材，搭建帐篷。我们组一个煮饭工、四个地质员，既分工又协作。按照设计和短期安排，根据地质和地形地貌特征，分阶段从矿区周边逐步向外展开，以穿越为主，重要地段辅以追索法，尽量寻找露头基岩标定地质点。那个年代的地质填图，标定地质点，采用地质罗盘交汇定点，是一件挺麻烦的事。进行地层、岩层产状测量时，远处看虽然其产状很清楚，但走到岩脚仰头望去却全是高大树木遮住了视线，我们只好爬上靠近岩壁的树梢，一手抱着树干，一只脚搭在树上，另一支脚踩在岩壁上，让树弯至岩壁，然后单手拿着罗盘去量取产状，当然倾角大小也要事先判断好哟。

    地质填图，通常是一人记录，一人作图。由于我是见习生，为了让我更快地进入角色，组长不时叫我去记录，我都欣然接受，并把完成的记录都交给组长检查指导，当场补充修正。由于好学，我很快便掌握了地质野外工作方法和基本操作。

    通过大家的努力，到11月份我们圆满完成任务收队，技术人员撤回西昌，其他人员则回家探亲。我和同事们住在西昌城大巷口旅馆，整理资料、综合研究、编写总结年报和学习，好不容易盼到星期日才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