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至1975年底，我国援助索马里共和国修筑贝布公路，我队受命派出了由9名职工和其它地质队的9名职工共18人组成的援外队伍，由我率队前往索马里为该工程施工配套打井，18人组成了三台钻机执行援外打井任务，我还担任2号机机长，由于我们按时保质完成任务，所有援外人员都荣获了由国家交通部颁发的银质奖章、荣誉证书和奖金。

                                  与非洲民工合影

   那段使命光荣的援外经历，一直让我引以为骄傲和自豪，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荣誉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展开援助非洲的重大外交策略，成功突破美苏集团的外交围困。中国对非洲进行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让非洲众多国家成为中国持续至今的朋友，为中国当时拓展了极大的外交空间和话语权。几乎在大半个非洲土地上，现在都可以看到中国无私援建的基础设施，许多已经成为一些非洲国家最壮观辉煌的标志性建筑。我能成为援建人员中的一员，是很幸运的一件事。

   我们参与援建的索马里公路，是当时中国仅次于坦赞铁路的第二个大型援外项目，于1972年开建，从索马里中部城市贝莱特温修建到北部城市布劳，简称贝布公路，总长达1045公里。1978年贝布公路建成后，成为中索人民友谊的象征，被索马里人民称为“生命线”、“索中友谊之路”。我们地质队员去援建，并不是去修公路，而是发挥技术专长为修建公路配套打水。

   参加援外，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崇高而光荣的政治任务，并非人人都能参加，当时的选拔非常严格，只有根红苗正、技术过硬的才能被选上，首要条件是中共党员，对个别必须去的技术尖子，不是党员的也要突击入党。通过层层严格审查合格后，我们先是到北京去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非洲风俗习惯、当地法律法规、索马里常用语和安全注意事项。我们学外语时，由于没有外语基础，只好用汉字标注索马里文的句子，但我们个个都学得非常认真，津津有味，现在只记得“马大哈”指“领导”的意思。后来，当地老百姓到打水现场，喊我这个机长叫“马大哈”，我也当了一回“马大哈”，至今想起都非常有趣，所以我对这个词比较深刻。培训老师告诉我们：索马里是帝国主义殖民地，不准单独活动，不准外出串户，以免影响国家形象。

   出国前，除了培训，我队还到成都去打试验孔，通过练兵提高技术，以不负使命。

   援外人员待遇很好，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政府给援外人员置办了一套行头，一套毛料中山装、风雪大衣、帽子和皮箱，中山装样式讲究，面料挺阔，穿在身上，很提气，走出国门，得有个中国人的样子。

   所有援外人员，国内的工资照发，由家人代领，我当时是6级工工资已经很高了，到国外还有每月120先令补贴，相当于40元人民币，我们的费用全是国家包干了的，这些钱平时又没有用场，所以大家都把补贴存起来。政府对援外人员的家属也关怀备至、照顾有加，把我的家属接到西昌去住，每年还要到家里慰问。

   出国时，四川地质局举行了欢送仪式，给我们戴了大红花，敲锣打鼓，好不隆重。

   我们先去的一批人，先是从上海虹桥机场乘飞机到巴基斯坦卡拉奇，短暂停留半天，然后到亚丁又等了3天才抵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后来就到了打水施工地。由于国内的钻机设备等要通过海运到索马里，所以我们在那里等了半年才开工。我队李朝栋等援外人员也陆续坐船到达，他们被分到了另外两个机台。

一踏上非洲的土地，每天都象在洗桑拿，大家第一次见识了啥子叫热带。奇高的温度和湿度，很快让大家感到外衣里面都已被汗水浸透。尽管如此，大家的中山装都穿得周武正王的，风纪扣扣得紧紧的，没有一个人解开领口，精神饱满地维护着中国工人的形象。

我们的工地位于离首都约100公里叫“马踏板”的城市，说是城市相当于我们的村镇。常常是几十公里范围内荒无人烟，偶尔看到一两个索马里人，赶着牛群、骆驼群，沿着公路前往港口，到处看上去贫穷而荒凉。

   援建人员和当地人是互相隔离的，严格的外事纪律要求不准走村串户。所以我们在施工中并没有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打扰，只是当时内乱不断，虽然时有干扰，但我们的人身安全还是有保障。所以施工过程都比较顺利，但由于当地普遍缺水的原因，打不出水的孔居多。

   我担任2号机机长，我和本队莫文昌、曾和兴同在一个机台，同机台还有其它单位的同志，在历时3年半的时间，我带领全机台人员打了8个钻孔，直到第5个钻孔才出水，水量很大，别提大家当时有多高兴，这一下也惊动了时任索马里总统西亚德，他还专程乘座直升机来到现场视察，并足足待了10多分钟才离去，我们所有施工人员都感到十分荣幸。

   援建工作之余，活动范围非常有限，等于进了一个封闭的世界，除了收到国内的几封来信之外，几乎同外界失去了联系。每当收到家书，读着万里之外的家人亲切的问候和想念之情，心情都很激动和享受。

   终于等到要回国的那一天，大家把平时存下的补贴，在索马里购了许多国内紧缺的手表、收音机、涤卡衣服、呢绒大衣、彩色纱巾等物品，作为回国给家人和朋友的纪念品，所以我们回国时，每个人都是大包小包的满载而归。质量都很好，那时带回来的纱巾我老伴至今还在用，每每看到那条纱巾就会时常勾起我的回忆。

   援外这样一个重大而光荣的机会，能落到自己头上，已经是很幸运的了，这也是我一生中一段最宝贵最值得回忆的经历。(口述：离休干部邰胜忠文字整理：蒋玉奎)